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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艺术的青年时期开始,小丑形象就已经开始出现在银幕之上,其形象更是很早就脱离了单纯的逗趣和喜剧范畴,所有影片无不通过表现小丑的两面性引发观众的同情。
那时的小丑之所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因为“马戏”无疑是当时具娱乐性的社会活动之一,“小丑”则是马戏团中具娱乐性的角色,这就自然让马戏团小丑和喜剧产生了联系;另一方面,小丑在台上的欢愉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其背后是否存在与其欢愉完全不相符的可悲的生存境况。因此,早在上世纪20年代,欧美各国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以小丑为主角、调度相对平面化、舞台化的电影,例如瑞典导演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在美国好莱坞大厂米高梅制作的影片《挨了耳光的男人》,其中,主角科学家因被妻子出卖失去了奋斗终生的科学成果,终流落马戏团每天表演被扇耳光,只为博得有钱人一笑。
不过,好莱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丑形象还是卓别林在他的影片《马戏团》中扮演的小丑,而这也是卓别林的“流浪汉”与“小丑”形象成功的一次嫁接。有趣的是,虽然很少有人会把卓别林的“流浪汉”与“小丑”联系在一起,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卓别林几乎所有默片中的哑剧特质、滑稽的肢体表现甚至人物的妆容都与“小丑”形象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反而是“流浪汉”对角色的描述丢掉了卓别林喜剧对人物形象刻画的精髓,也许“小丑式流浪汉”才是好的表述方式。
至此,小丑的意义和外延不断得到扩展,终究成为一种在任何文化语境中都存在的概念。不过,这样的诠释脉络是与小丑在美国和典型欧洲国家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心理构成紧密相连的,其他地区和国家就不尽然如此,甚至往往大异其趣。
比如在俄罗斯,小丑的地位、学历和收入之高让人瞠目,许多*的小丑演员都在马戏专业或者戏剧表演学校进行过深造,并且经历过长时间的专业训练。可以说“名丑”之所以成为“名丑”,靠的绝不是运气。俄罗斯表演艺术家尤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尼库林就是一名小丑演员。尼库林去世当天,当时的叶利钦亲自在电视里公布了这一消息,而且为之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这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俄罗斯甚至还围绕小丑形成了一种*有的文化,从马戏团到战场上再到芭蕾舞剧院,小丑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巴尔扎克曾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社会只拿小丑取乐,没有其他的要求,一转眼就把他们忘了;不比看到一个器局伟大的人,一定要他**凡入圣才肯向他下跪。各有各的规律:历久不磨的钻石不能有一点儿瑕疵,一时流行的出品不妨单薄,古怪,华而不实。”此语虽意在讽刺,却精准地道出了小丑形象的多变。
纵观影史上的这些小丑,人们时而同情,为他们哭泣;时而惊惧,为他们尖叫;时而则万分恐慌,为他们流下一身冷汗。所有这些,无不证明了小丑的历史地位和其多变的文化内涵;这也不由得让人好奇,几十年之后的小丑,又将是什么模样?他们又将在电影和西方文化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抑或,小丑一直未变,变化的只是时代与它造就的嬗变的人吧?